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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畅、振奋的年代

来源:兴义市新闻中心 作者:卢惠龙   时间:2018-09-29  点击数:
 

   

  1977年,兴义地委大院有了第一台电视机,这时兴义城的百姓人家是不是开始有了电视机,我不知道。地委这台电视机是“菲力普”的,大家都玩它不转,说明书也看不懂。晚上,在地委后楼,秘书科科长刘书荣最积极,晚饭以后就爱去捣腾它。图像时有时无,多数时候是雪花飘飘。看不见,心越羡。我不时也去跟着捣腾。其实我也一点不懂,我伸手在电视机后面的几个突出的部位,摸摸索索,居然成功了几次。刘书荣觉得我比他行。晚上,我在家的时候,刘书荣会跑来叫我,要我去调电视机,我也屁颠屁颠的去了。为什么对看电视如此入迷,一是对这新玩意好奇,二是那时节形势变化快,大伙有种莫名的期待。期望春风吹拂,期望冰河解冻。

  地委大院中,前楼的康后元、鲍吉瑞,后楼的先有金和我,对哪怕是些微的新风都会捕捉,有所共鸣。

  1978年春天,全国恢复高考。项思义的女儿项楠准备报考,让我辅导她的作文,那年代叫“大治之年”,我围绕这个主题打开她的思路,果然高考题目是《大治之年气象新》,她考进了贵阳医学院。1978年,这是中国的一个重要拐点,高考史上罕见的出现一年招收两届学生。大学停止招生以来积压的大批学子带着梦想涌向校园。无数个体命运因此得以改变。

  1978年5月,《光明日报》头版刊登了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,这在当时的犹如一声春雷,我们精神为之一振,它打破精神枷锁,思想得以冲破樊笼,获得一次大解放。

  紧接着,全国科学大会召开,我们第一次听到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”的论断。

  到了12月底,一个晚上,刘书荣又跑来叫我去调电视机,说今晚有重要新闻。我去了,这晚的电视机特别争气,顺顺当当的演播,原来是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,发表会议公报,提出要建设现代化强国。

  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转折,它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。

  1979年10月,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召开,邓小平提出对文艺不要横加干涉。这对整个文坛影响很大。

  八十年代年初,一个思想活跃、文化多元的年代自然到来,冬眠蛰伏的生灵开始复苏。不过,新的粉墨登场,旧的不肯离去,错的还没认错,好的开始检讨,这就热闹了好一阵子。

  那时,地处边远的黔西南也有种种新的微妙元素闪烁。

  兴义城头,有人穿起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西服,质地当然不算高,着西服者有点自豪感,旁观者则有几分好奇、鄙视。想想,在穿着一律蓝色、灰色中山装的海洋中,冒出这舶来品,怎不叫人眼生?那西装,有一部分居然来自贵阳邮电大楼边上一条小巷的旧衣市场,多是日货,买价都不贵,有的西装里面还绣有“泽田夫子”、“小野茨冈“字样。高兴者认为价廉物美,占了便宜,而且时髦。鄙视者说:天!那时从死人堆里剐下来的,也敢穿,有多少血印、细菌?当然,穿西装者也懵懂,西装倒有硬的衬肩,也算笔挺,可他们脚下常常是一双本地的白边布鞋,领带一时还没配。更有甚者,西装里面就一件无袖汗褂。

  团州委金武宗书记思想解放,开始在兴义城关镇办起舞会了,跳的是交谊舞,时间是周末,以团支部名义。乐队是没有的,放的是录音磁带。射灯是没有的,就两盏60瓦灯泡孤独地挂在中央。下场跳舞者不多,围观者则众。舞者脚步生疏,常常踩了对方的脚,场上偶有尖叫。于是,舞会成了兴义城头爆炸性新闻:天呀,黑灯瞎火的,男男女女搂在一起,我敢打赌,早晚出事!是的,他们看惯了苗族的芦笙舞、布依族的板凳舞,还没见过这洋派的勾当。

  兴义电影院这时期是灸手可热的场所,《天云山传奇》《难忘的战斗》《卖花姑娘》《宁死不屈》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《桥》很夺眼球。日本电影也破门而入。《追捕》《远山的呼唤》《狐狸的故事》《望乡》《莆田进行曲》《人证》……,都受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欢迎。《追捕》中,高仓健饰演的杜丘,中野良子饰演的真由美,几乎家喻户晓。“跳啊,你倒是跳啊”,中矢村警长一句普通台词,成为那个年代的经典。“啦啦啦……”无歌词的主题曲,被中小学生们唱响兴义的大街小巷。少数消息灵通的文艺青年,在他们家里聚集,在说白桦的《苦恋》,有人看过《苦恋》小说,有人看过《苦恋》电影,说电影换了个名,叫《太阳和人》,结尾是那个画家临终前在雪地里爬出一个问号,那画家就是问号下面的那个点。美术爱好者在议论什么“星星画展”。

  那时的兴义电影院很宽阔,外面有个不小的庭院,里面可以容纳上千观众。院子围墙外面有许多卖盐葵花、炒花生的老婆婆,在那里守候生意。那年代,《黔西南报》草创中,电视才起步。电影宣传,一靠大幅彩色宣传画,二靠口口相传。电影院的美工陈祖昆女士,曾经在纳灰乡下多年,这时有了用武之地。她的画笔,在白布绷开的画框上挥洒,栩栩如生的大明星相、韵味悠然的风光,耀然而生。宣传画凌空挂在影院高处,很夺眼球。电影开场前,院子里,直至小街人行道,甚至对面县图书馆那边,都站满了人。影院里是一溜溜长排木凳,普通银幕。遇到热门电影,挤得满满荡荡,过道上加塞者不少。这是经过文化枯竭后的返照,是人心冰冷后的返春。最热火时,影院进门处处还挂了一排电影明星的巨幅照片,白杨、赵丹、孙道临、王丹凤等等。遇到地县的大会,电影院成了会址。

  物质显然菲薄,精神却遇盛宴。

  兴义地区在贵州是一个相对偏远的农业地区,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,农村政策有很大调整。农村基层干部心中的余惧渐渐消除,过去的集体化生产过度到包产到组,农民可以赶场了。农村乡场一恢复,就出现人头涌动的景象,自由买卖,随行就市。供销社成了一个热闹、喧哗的所在。街上摆起了一个个小摊。小摊都撑了白布顶蓬,远远看去,白花花一片。远处采集山货的人匆匆赶来,好多车子,排成一线。乡场四周山是青青水是绿,这里的蔬菜新鲜、水灵。菌子、榛子、栗子、核桃、花生、山鸡、野兔,都是人们最爱。在兴义、顶效、鲁屯那边,小街上补鞋,镶牙,卖塑料桶、耗子药、跌打损伤丸的人不少。让一个个僻远的小街沸沸扬扬,实实在在热闹了一回。

  1979年起我陆续在《山花》、《贵阳文艺》杂志发表了农村题材的小说《兰花坡上》《酒店里》《退马》等。

  1980年春节,从中央党校回来休假的地委书记王安泽,在我们研究室,和我长谈了那时在北京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的精神。从他的谈话中,我体会到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思想僵化半僵化还是很严重,不少人心里有气,学者有不同意见,“两个凡是”没有服输,邓小平说“索性摆开来,免得背后讲”,许多让人吃惊的意见都出来了,公开指名道姓地批评……

  安泽转述的话,令我振聋发聩,血脉贲张。我想起像高尔基《海燕》说的,在乌云和海的中间,得意洋洋地掠过海燕,像深黑色的闪电……

  随着改革开放的铺开,1982年,地委大院迎来了第一批外国客人。当年,兴义没有拿得出手的宾馆,惟有地委后楼接待上级来人的两三间房间,既安全又卫生,于是,这里就成为接待白肤淡黄的挪威人、须眉浓重的澳大利亚人的中转站。他们是来考察黄泥河畔的鲁布革的。

  他们到来那天,地委大院的家属、小孩被告知:不要围观、不要搭话、不要靠近……黄昏时分,大院很清净,树荫下、门缝里到处躲着好奇的眼睛。

  他们从沾了泥浆的越野车上下来,没有什么西装革履,而是质地粗糙的工装。他们风尘仆仆,背了鼓鼓的行囊,胸前都挂了相机。偶尔见到小孩,很友善的招手、微笑。呵,他们不过是些工程技术人员。封闭隔绝的状态,在黔西南翻篇了。

  1983年,我在兴义几个县调研,写了《调整民族地区经济结构,发展民族经济——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调查》,在《贵州民族研究》杂志发表。这是对以粮为纲的校正,鼓励因地制宜,发展多种经营。

  1983年,机构改革在即,工作空余时间多,我欣然受聘,兼任州电大的写作课教师,聘期一年。

  那是我精力最为充沛的时期,手头一边在勤勤恳恳写小说,一边还要吭赤吭赤去兼课。一点浩然气,千里快哉风。人生各个阶段的形态是很不一样的。我爱读书,阅读面较广,上写作课就不怎么费力。

  电大同学年纪参差不齐,全是在职的职工,许多彼此相熟。是“文革”躭误了他们的时光,中断了他们的学业,他们求知欲特强,嗷嗷待哺,要通过电大的途径弥补知识和文凭的双重缺失。

  我每周八节课,分两个上午安排。

  出于对这批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同学的同情、负责,我认真备课,查阅很多资料,力求把写作的精髓传递给他们,尽可能少走弯路。上课效果呢,体现在两个方面。一是没人缺旷迟到,说爱听我的课。班主任告诉我,上别的课,稀稀拉拉。二是非文科班的同学跑来“加塞”旁听,教室总是满满荡荡。

  教学互动,我也来劲。那时,我和大家一样,终日穿了一件蓝色的“的卡”中山装。下课,衣服上全是粉笔的白灰。连续两三节课讲下来,也感元气下沉,一时虚弱。

  1983年,地委大院里“干打垒”的宿舍拆除了,我搬到冒沙井下边的地委新宿舍。年饭之后,20:00,我们一家准时地围在一台新买的9寸牡丹牌黑白电视机前,第一次乐荷荷、傻乎乎看中央台首次播出的春晚,很欣赏赵忠祥、马季、姜昆、刘晓庆四个人的联合主持,也欣赏斯琴高娃和胡松华联手表演的《草原民歌》,好奇地听了香港张明敏的《我的中国心》、汪明荃的《万里长城长》,一直看到凌晨1点。因为天冷,我们还烧了一盆木碳火取暖,边烤糍巴边看。春晚结束,兴奋之中,都觉头昏,连忙开窗,差点一氧化碳中毒。、

  1984年,我被调入州文化局。1985年,我曾在安龙县招待所办过一次笔会,请州内有实力的作者来安龙聚会、创作。大家心情舒畅,不再听命于谁,各自按自己所熟悉、所爱好的题材写作。笔会之后,《原上草》杂志集中发了他们的作品。

  那时,兴义地区没有文联,我曾经多次以省文联委员的名义,向地委呼吁成立地区文联。那时正处于机构调整,编制紧缩,呼吁没有被接纳。州委意见,文联工作由文化局承担。

  1986年1月,我被调去师专。没过几天,2月6日,快过春节了,州委副书记何子明给我电话,要我回来准备一台晚会,说胡耀邦总书记要来视察,省委要求当天晚上举行迎接仪式。我无言,答应了。子明听我答应了,他很高兴地说,有什么要求尽管说,州委都解决。我说,马上过春节了,歌舞团的演员一些都回家了,人手不够。子明说,州委派车,一个县一个县地去接。我问哪天演出?子明说,明天。啊!真是十万火急。接下来,就是密锣紧鼓、争分抢秒地准备了。那时,兴义广播站在山顶安有高音喇叭。不一会,州歌舞团要求所有成员立即返回的紧急通知,反复地播出了,一遍又一遍,大家也不知道有什么急事。我很快去了歌舞团,有六、七个关键的演员走了,州委派了5部北京吉普车,立即出发接人。我和团领导精心挑选节目,安排演员,配乐合乐,我还动手编写报幕词,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算完成。晚上8点,耀邦在胡锦涛、王安泽陪同下来了。晚会开始,领导讲话后,歌舞团的《苗族青年舞》拉开演出序幕。晚会结束时,领导和我们所有的演职员一起合影留念。正在大家有序地退场时,安泽给我说,明天上午,耀邦要去你们学校视察,散会后,你留一下,我和锦涛一起去你们学校看一下。锦涛、安泽来到我们学校,已经10点半钟了,他们察看了学校环境,一起商量第二天的安排。第二天,是旧历大年除夕,上午九点,耀邦穿着一件黑呢大衣,在温家宝陪同下,坐了一辆面包车,神采奕奕来到我们学校。一下车,耀邦很高兴地与我握手,然后就自行走了起来,并未按我们头晚精心设计的路线走。座谈会按预期安排在学校图书馆二楼开始了,我们以清茶一杯,迎接总书记。在他的前面放了一包精装的“乌江”牌香烟。可他从始至终没动那包烟。耀邦一坐下,我就把与会人员名单交给了他,他按名单一一询问到会的18位老师职工的情况。座谈会原计划一个小时,后来延长了半个小时。当天下午,领导们,去了兴义马岭区的乌拉村……

  1987年8月6日,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发表了长篇通讯《鲁布革冲击》。鲁布革工地本来就有一部分在兴义发玉乡,离兴义无非两小时车程,然而我蜗居一隅,一直没有去过。

  1987年10月,我为一本《黔西南风景线》小书的事去出版社,出版社当时的副总编张克向我组稿,要我写一本鲁布革的报告文学,他想把它纳入一套反映贵州现实生活的纪实丛书中去。我十分明白他的意思,因为我在兴义,离鲁布革最近,来往方便。我同时也在想,我自己为什么没有想到要去表现一下这个重大题材呢?

  我找到黔西南师专毕业以后在鲁布革子校任教的李文莲老师,初步摸了个轮廓。跟着,我和师专的一些师生,包括殷运岚、张霆、吴玉萍等等,作为社会实践,来到鲁布革。鲁布革的大山沟里,棕榈、芭蕉、仙人掌,处处透露出亚热带的风光。我们参观了大坝、引水隧道、调压井、厂房,我们在工地一转,头发上、衣服上、耳朵里、牙缝间,都是尘沙。我们走访了刘廷伟、蔺正伦、曾承贵、胥明新、何中华、谢德海一批水电干部和工人。我们了解到水电工人一直过着吉普赛人一样的流浪生活,在“亏了我一个,光明十亿人”口号的鼓舞下,含辛茹苦,忍辱负重,转战南北。同时,我们也了解到他们对日本大成“皮鞭加金钱”的管理稍有微词,发出了我们是奴隶还是主人的疑问。鲁布革归来,我为师专编了一期以鲁布革为题材的校报。不久,我又单独去采访了一次。回来,我草拟了报告文学的提纲,这时,州文化局的赵范奇告诉我,一度中断的《原上草》即将复刊,少一篇贴近现实生活的头条,要我把鲁布革的报告文学抄一部分给他。因为急于发稿,我只好把报告文学的提纲,一个无血无肉的骨架给了他。

  但直到这时,我对鲁布革的要害并没有吃透。我的认识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上:大成公司进入鲁布革,与中国的体制、管理形成反差,从而冲击了传统,鲁布革才得以“横空出世”。对此,我并不满足,就去找那时省电台驻兴义的记者徐海燕,他多次去鲁布革采访过。交谈中,他转述了鲁布革截流大会战指挥长、水电14局副局长张基尧的一段话:“中华民族为什么要到最危险的时候,才发出最后的吼声?”这句话一针直刺穴位,我发现我前两次的采访还有很大局限。春节前夕,正在我废寝忘食于鲁布革时,我奉调贵阳了。

  我再次来到鲁布革。这次我直奔工程管理局,合同处处长张忠国、外事处翻译王凯,给我介绍了国际招标的戏剧性进展和日本大成公司、挪威专家的种种情况。4月25日,我直接采访了日本大成公司鲁布格事务所所长的泽田富治先生,泽田君和他的翻译平本显三先生,友好、详细地回答了我所提出的15个问题。走出大成事务所,我一下子豁然开朗,我找到了把原先材料照亮的烛光,那就是我们必须致力于重建民族精神。就像阿基米德找到了支点,整个报告文学主旨有了,框架也有了。

  1988年春节前夕,正在我废寝忘食于鲁布革时,我奉调贵阳了。

  到了贵阳,几乎每个晚上,我都在办公室,一章一章照直写下去。应黔西南州报胡宗裕、董朝阳之约,我把第一章《开放的阵痛》给了《黔西南报》。另一章《悲壮的吉普赛》,由《贵州日报》发了。接下来,《花溪》月刊发了四章。整个书稿,疾行慢行,8月交给出版社,算了却一件事。然而交稿之后,鲁布革的点点滴滴仍在心中荧荧烨烨。

  后来,我去北京,去国贸大厦,我把50本《鲁布革启示录》,送给了日本大成的中国总部。

  后来,我去东京,在银座,我来到日本大成公司本部的大楼。

  光阴荏苒,一晃,多少年逝去……

  我在兴义后期的十年,1977——1988,是我一生中舒畅、振奋的十年。就国家来说,是改革开放的十年,是民心顺畅,民智大开的十年,它将载入历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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